《山右丛书·二编》出版发行

2018年1月20日上午，《山右丛书·二编》发行会在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宾馆隆重召开。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友君，山西省委原副书记、省人大原常务副主任、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理事长纪馨芳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、省人大原副主任、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常务副理事长李玉臻，山西华宇集团董事长、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华山，本次会议特邀专家教授，研究院其他领导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吕健，参与《山右丛书》编纂工作的专家教授，以及媒体记者共七十余人出席会议。

《山右丛书?二编》是由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编纂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的山西古籍整理集成性著作，是《山右丛书·初编》的继续。《山右丛书·初编》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山西文献委员会编纂的《山右丛书初编》的基础上，调整篇目、增补内容、标点勘校后的新版。《山右丛书·二编》，则是由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独立编纂的一部新的大型丛书。《山右丛书》全书规划的最终目标是将上自隋唐，下至晚清、新文化运动前后千余年间山西文化遗珍基本收入其中。

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成立于2009年。办院宗旨是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建设中华先进文化的大方向，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和民间文化力量的优势，努力充当政府文化工作的侧翼和补充原素，着重依托山西的地理、历史、人文条件，通过文献典籍的发掘，先贤学术著作、文学艺术成就的整理和研究，以及民间、乡土历史文化遗存的调查和抢救，以继承和发扬山西文化精萃，促进当代文化的振兴与繁荣。

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成立后确定的第一项核心、长线工作是编纂《山右丛书》。贯彻办院宗旨，本丛书一个鲜明特征，是不选山西籍历代大家广传于世的集子和一再出版的专门著作，大家耳熟能详的山西历史文化名人如王通、王维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司马光、元好问、傅山等硕儒大家的作品都没有收入。这项工作的最终目标，是将山西学人之富有学术价值，但尚未被社会和学界充分重视，传布不广甚至濒临遗忘或几不为人所知的著作，尽力广搜博采，拾遗补缺，系统编目，慎择精校，力求编出一部汇萃历代晋人著述精粹的新版集成性古籍，成为尊崇传统、面向现代、内涵典雅，外感清新的经典性大型丛书，以适应当代教学、科研以及各界读者的需求，并留存后世。全书暂规划五到八编，约三千万字。

2009年底《山右丛书》编纂工程启动，我们聘请了一批省内整理古籍最具实力的老专家、教授，对民国版《山右丛书初编》进行认真的篇目整理、增补、标点与校勘，经过5年的努力，于2014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新版《山右丛书·初编》，标志着《山右丛书》编纂事业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，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。《初编》的出版问世，在社会引起反响。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以一己民间机构之力，编纂出版如此规模、如此内容的古籍丛书，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史界、读书界的广泛好评。随后，又经过三年的努力，由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独立完成了《山右丛书·二编》。今天，《二编》的发行问世，表明《山右丛书》的编纂工作走上了新台阶。

《山右丛书·二编》的编纂，吸取了《山右丛书·初编》编纂过程中的许多经验，制定了更加严格、更具操作性的点校体例。同时，研究院也加强了点校、审稿和编辑队伍的力量，从各个环节确保丛书质量。在稿件交付出版社之前，研究院就已经组织资深专家对稿件进行严格审核，确保其符合出版标准。在稿件交付出版社后，研究院又与出版社就丛书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沟通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，不容忍任何一处错误。终于使得《山右丛书·二编》能够以较高的标准面世。

《山右丛书·二编》收入宋代作品三种，明代作品三十一种，总计五百万字。其中不乏珍贵版本。所选著作中，有些书籍是以少量单行本的形式存在于国内甚至海外的各大图书馆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找到这些书，经历了很多周折。庆幸的是，我们居然找到了一些善本、孤本，甚至还有从未面世的著述。这类著作的入选，如同一块块刚刚出土的璞玉，让《山右丛书·二编》散发出具有新发掘文献亮点的独特光芒。如明代大臣杨博的《蒲坂杨太宰献纳稿》，全书原为十卷，但国家图书馆仅存八卷，研究院辗转访求，乃得知日本存有该书全本，乃托人从日本将遗阙两卷扫描带回，从而使其成为完璧。再如曾任万历首辅的张四维的《条麓堂续集》，是研究院学者从地方图书馆中首次发现。此前，世人知有《条麓堂集》，不知有《条麓堂续集》。该书的发现，对于研究张四维、研究与他同时代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
除了版本上的稀缺性，《二编》所收作品，在文献、文学等方面亦有其独到的价值。首先是文献价值。明代杨博戎马一生，长期督军备边，本编收録其六种著作，多是奏疏，内容广涉军政事务、人物行迹，诚爲研究明史不可忽缺的文献。王琼历任兵部、吏部尚书，其奏议文中涉及明代的财政经济、边防军事，也都是言词确至的史料。张铨的《皇明国史纪闻》，是洪武至正德十朝政务的实録，以当时人记述当时事，应该是无其替代的独着。此外的其他文集杂著，也不乏故实佚闻、风土民情之述及，包含种种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。其次是文学价值。本编所收录著作，其散文平实而悠远，其韵文高古而华丽，其诗歌依然不失唐宋流风，不少佳作值得学习和研究。再次要说到思想遗産的意义。从这些诗文论著中，可以读到作者对于时弊的鞭挞和社稷的忧虑，对于身世的感叹和民瘼的关怀，可以看到专制制度下一些正直知识分子的坚贞气节和敬职精神，以及他们笃志好学的雅尚情趣。

《山右丛书·二编》的出版问世，更加增强了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完成《山右丛书》编纂的信心。去年底，《三编》的前期工作已经展开，各种拟入选书目正在搜集、遴选过程中。预期中的《山右丛书》，编纂完成之后将有三千万字左右的规模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三千万字将是在拾遗补缺的大原则下，以此前未有点校本出版为原则完成，将是真正的首次问世。可以想见，编纂完成之后的《山右丛书》，必将在山西文化事业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前来参加会议的各方人士，对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及其《山右丛书》编纂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国内数位古籍整理领域的权威学者，如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原办公室主任沈锡麟、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顾宏义等前来参会，并在会上就《山右丛书》编纂、山西历史文化研究的诸方面，从他们各自的专业角度给出了意见和建议。这些权威人士的参会和评价，表明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，赢得了各方专业人士的肯定。

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在首抓编纂《山右丛书》之外，还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，践行其办院宗旨。如先后举办了三届以山西历史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，组织各方人士，就山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各类话题展开讨论，活跃了研究院的学术气氛。自2009年以来，研究院依托所属山右美术馆先后在太原、三亚举办了十几次高水准的美术展览，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场场文化盛宴，弘扬了传统中华艺术精神，展示了当代艺术发展面貌，提高了人民文化素养，为推动山西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对外展示山西的形象做出了贡献。

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，一方面离不开各级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。另一方面还离不开所依托单位的慷慨奉献。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的依托单位是山西华宇集团，自成立以来，华宇集团无条件为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提供了人力、财力、物力支持，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，可以说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根本无法开展上述事业。华宇集团鼎力支持成立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，是该集团在多年投身公益事业基础上的一大创举，是该集团所进行的一次时间更长久、主题更明确、立意更高远而完全不计经济效益的牵手历史与未来，奉献社会与国家的大善举。

在《山右丛书·二编》发行会上，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领导指出，要进一步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认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刻领会“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文化兴国运兴，文化强民族强”的丰富含义，真正在“学通弄懂做实”上下功夫。要结合省委骆惠宁书记在我省十一届党代会的报告中所强调的：“山西五千年文明发展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、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是我省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标识”，认真贯彻省委、省政府的战略部署，围绕“五位一体”大局和中心工作，着实把研究院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。我们的事业意义深远，我们的事业前途光明。我们有党和政府的领导、指引，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，我们坚信，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有能力圆满完成编纂《山右丛书》这项造福三晋学术的文化工程。